李明生
由长者综援提高年龄上限开始,公众讨论不断层层推进,最终触及了长者就业难的命题。香港的长者政策到底何去何从,讨论层次无疑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到位。然而,讨论来到这一步,笔者有必要作出釐清,否则再往下走恐怕并不可行--到底,长者就业难不难?以下,不妨一同探究一些客观数据。
首先,长者就业肯定比青年困难。统计处资料显示,按年龄划分,最新2017年65岁或以上人士的劳动参与率,仅得11%,无疑较其他群体出现断崖式下跌。事实上,相关数字由25岁至29岁的近90%高峰,随年龄的增长逐渐拾级而下,到50岁前尚有80%,但稍后跌势就明显加剧,55岁至59岁已跌穿70%,60岁至64岁还进一步跌到45%左右(详见图一)。毫无疑问,年纪愈大,劳动参与率愈低,相当程度折射了长者就业艰难。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较青年难 较往年易
可是,如果换作以年份划分,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统计处数字亦指,近年长者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轻升幅,较2008年的谷底约5.2%,一路攀至2017年的11%,换言之几乎翻了一倍。同期,换以劳动人口衡量,所涉人数更从40余万人,翻了两番至近127万人(详见图二)。换言之,长者就业并非愈来愈难,反而愈来愈容易,更多长者成功投入劳动市场了。当然,这波由2008年开始的升势,或者是金融海啸后经济不景所致,不排除是已退休人士由于生活所需,而不得不重投职场挣取更多收入,某程度言并非什幺可喜现象;惟无论如何,撇除箇中考量,在经济不太好的前提下,竞争力理应较低的长者竟然也能谋到职位,其实是进一步证明了,长者绝不更难就业,而是较前更易就业!
众所周知,为了应对人口老化危机,全球各地都在延迟退休年龄。查以发达国家为主的OECD统计,其组织的平均65岁或以上的劳动参与率便达14.8%,比香港的11%为高。其中,不论是人口老化特别严重的日本(23.5%),抑或人口相对年轻的美国(19.3%),数字都较香港高出一大截。当然,跟欧洲相比,好像英(10.2%)、德(7%)、意(4.4%)、法(3.1%)等等,香港则是偏高了(详见图三)。惟毫无疑问,展望将来,日美才更应作为香港的效法对象,而欧洲等地实也苦于无法有效鼓励长者就业。
应让长者有选择空间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香港的长者劳动参与率,倒也不是什幺天方夜谭,或什幺不人道之劣行。再看图二,不难发现,香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者劳动参与率,便处于10%以上水平,80年代时更超过20%。虽然,昔日的「狮子山下」已沦绝唱,港人似乎不再崇尚「拼搏精神」了;可是,容许长者自由地选择是否重投职场,或是否留在职场,似乎才是尊重自由、予人更大选择空间的应有之义。
所以,重要的讨论不在「长者就业难不难」,而在「如何令长者就业变得容易」。社会讨论要再推进一下,下一步的重点诚应眼于此,而非因为「长者就业难」的「伪命题」而裹足不前;毕竟,当大家确信了「长者就业难」的障碍,岂不会大大制约了向前突破的诱因?必须强调,这非「逼人返工」,到底基本法保障了市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如前所述,自由的选择愈多,市民则无疑享有更多的自由。
要拆解人口老化计时炸弹,社会讨论必须再往前推。趁此讨论之机,我们诚应一鼓作气,突破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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