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研社研究员
吴桐山
笔者日前在本报撰文《土地大辩论叫不醒装睡的人》，很高兴有其他作者关注并回应(容雍《谁最不想政府开发土地?》见9月5日本版)，表示「不完全认同」。这也很正常。当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当我们说「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心目中的定义和範围都不太一样，也不可能是每一个既得利益者都反对土地开发，只能说是大概如是。
笔者身边就有一位朋友，他自己有物业，但却很赞成开发郊野公园土地。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位朋友才三十多岁，刚刚生了二胎，他还打算细屋换大屋，在他心目中，重视发展多于守成。但是香港的确有很多人是打算守着自己的物业养老，而成为了一种守成的力量，很难统计这些人精确的数字有多少，但相信可以下一个定论：相比北上广深这些内地一线城市和新加坡，香港守成的力量比这些城市强得多，这是大家可以感知的一种社会氛围。
利益博弈阻碍政府开发
笔者对容雍的文章较为感兴趣的，反倒是对于「保育思潮阻力甚大」的讨论，其中提及「这些人，可能自己不一定有物业，也为高楼价苦恼不已，但却把问题都推给政府，要政府想办法，自己却成为发展土地的阻力，这里反发展，那里反发展。现时香港土地问题的难处就在于这里，一些人的行为自相矛盾，令政府左右不是人。」笔者肯定有这种人，但笔者与容雍最大的区别，是容雍觉得这些人是真心保育，而我觉得保育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招牌，背后有其驱动的利益，或者这些人自以为是真心保育，连自己被洗脑或利用都不自知。当然，孰真孰假，这里找不出一个真理。但笔者想说的是，如果是利益驱动，还可以博弈，如果是真心保育，自己受高楼价之苦却反发展，那就是自己绑住自己在喊救命，连基本的逻辑都说不通。说得直接点，这是一种病，而且没法治愈。笔者说对「温地小组」绝不乐观，是基于这种利益博弈很不容易;但若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一种病，那就不是「绝不乐观」，而是「绝望」。香港如果有相当多的人自己「有病」而不自知，这些人虽然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足以阻碍政府开拓、发展，那幺香港不要说觅地建屋，所有一切的发展都会成为泡影。
市民应有大局观和整体观
换个角度，谈谈人性的自私。规划署打算改划屯门5幅地，兴建逾万个单位，但遭屯门区议会反对，理由是担心建屋影响现有楼宇的景观以及交通不胜负荷。这两个理由可谓「百搭」：一是影响景观，地面上多建了一些楼房，一定会对现有的楼房的景观构成影响，这毋庸置疑，除非不是建房，而是挖洞，否则不可能不阻挡现在楼房的视线;二是交通不胜负荷，如果在较为成熟的社区发展土地，一定担心交通不胜负荷，但如果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发展土地，又会反过来批评毫无配套。其实说到底，背后潜台词再明白不过：发展土地?建房?好啊，欢迎，但千万别发展我这里的，发展其他地方吧。这是全香港每一个区的居民的心声。
曾经与一位区议员讨论，他办事处所在的一个私人屋苑，旁边一幅土地，政府打算发展公营房屋，结果私人屋苑居民集体反对，理由是影响景观。而且现在那块空地可以作为公园，换了我也会反对。不过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块地是政府土地，700万香港人都有份，建成公屋，说不定我都会有机会去住，凭什幺你那个私人屋苑的人有发言权，其他香港人就没有?要投票决定，也应该由所有香港人一起决定发展与否。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笔者理解这句话，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大局观、整体观，而不能仅看着自身眼前的利益。可惜人性自私，如若机制鼓励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反对，所有人都会愈发自私。不妨反思，我们又何须将这种反对声音看得太重呢?如若因为屯门区议会反对，香港就不发展;因为小我反对，就牺牲大我，那幺谁对香港的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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