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浩宇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是外界诟病政府管控的最好调侃。此前引领共享经济的旗手 滴滴打车公司，似乎正陷入这个困局。此前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又死灰复燃。不少舆论甚至开始哀叹，随着内地网约车的新政陆续实施，滴滴就将彻底告别共享经济，滴滴公司如果在这管控中，找不到出路的话，不久的将来，将会走上绝路。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面，比较典型的两种观点是「小政府、大社会」和「大政府、小社会」。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好的模式是「小政府、大社会」，即撒切尔夫人-里根主义、邓小平推的改革开放，在这样的理念下，政府只是做好自由市场的基本秩序维持和对违法行为的管控，不需太多干预市场的调控。谈到这，不由想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连续5年总是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砲」。
在网约车初始阶段，滴滴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众的打车贵、的士拒载等问题。当然，滴滴发展期间也存在一些司机不规範问题，一度还因为利益遭到各地的士司机的游行抗议，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钓鱼执法。之后，各地政府接连出台条件较为苛刻的严格管控令管理网约车。
管得多市场不一定就繁荣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政府似乎什幺都管。不过，管得多不代表就是最好的方式，相较于解放初期，改革开放30多年，政府逐渐收起非市场之手，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却效果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时候政府管得越少，市场反而越繁荣，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成为现在的主流就是最好的例子。
滴滴公司陷入困局，很大程度是由于网约车新政导致的，至于滴滴公司未来的出路何在，需要滴滴和政府有关方面在利益分成方面再好好研究一下，至于网约车新政把滴滴纳入和的士一样管理的规範，造就的是「的士2.0」，随之而来的就是滴滴公司的涨价，据说10日起北京滴快车起步价由10元调整为13元，还有就是打车难问题的回归，以及靠共享经济造就的就业人群的重新下，北京海淀后厂村和深圳大望村这样「滴滴村」的没落恐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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