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案」召唤法律创新

路人甲

日前公众舆论关注的福建赵宇「见义勇为反被刑拘案」有了最新的进展，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经审查，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本应是一个简单案件，但短短两周内，剧情反转再反转，成为了一奇葩案件。为何案件事实清楚，但同是司法机关的公安局和检察院，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分别做出了不同的法律处置?该案至此，再次充分暴露出，内地司法实践中的对于「正当防卫及其必要限度」的司法解读一直是一个法律难题。

赵宇的行为首先是制止李某对他人不法侵害，所以见义勇为这个大前提，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关键在于李某转而首先攻击「拉架」的赵宇，赵宇「防守反击」，法律关係急速转换。此刻公安局和检察院对于赵宇的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及其「必要限度」做出了不同的法律解读，所以才有了赵宇案的一波三折。就像所有争议的正当防卫案件一样，焦点都在于防卫的时间是否适时和防卫的限度是否适当。

法规已落后于实践?

从昆山反杀案，到此次赵宇「见义勇为反被刑拘案」，可以说，如果不是公众舆论的聚焦和热烈关注，当事人的命运，或截然不同。但是，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受到舆论的关注，这不可能，也无必要。一方面，法律必须保持独立精神，不能被外力干扰，但另一方面，强大的舆论，毕竟也代表了民意的合理部分，那就是有关防卫过当的法律规範，明显已落后于实践。

正常来说，如对正在行兇、杀人、抢劫、强姦、绑架等犯罪行为进行防卫的时候，现场都是生命的万分危急时刻，这个时候，还要求正当防卫者，对施暴者的防卫不超过必要的限度，不造成对罪嫌的伤害，除非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应急部队才能掌握好这个度。所以，既有的法律规範范，把每个面临生命危险的人，在此背景下，还仍然设置成「理性人」，从而制订出相关系列规範，这是法律对于防卫者的高标準要求，实质上就是对坏人的纵容。

更何况，从当年老人倒地扶不扶的犹豫开始，正义与道德，被迫步步在退缩。改开40年，社会的财富急速增长，然而，社会的正能量，似乎并未同步增长，见义勇为者付出的成本在不断增加，情况不容乐观。

法律规定简单明了，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却异常複杂。所以最高检和最高法有必要从立法源头上，对见义勇为和防卫的必要限度，做出专门的详细的创新的司法解释。

必须从制度上做出创新，对于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者从法律规範上做出扶持。从制度上减少见义勇为者的法律风险和成本，这是赵宇案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