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阑尾：“债务上限”为何反复发作？

　　这一部分来源于广为人知的美元霸权;另一部分也来源一个史实：美国国债从未实际违约。在多数朴素的理解中，这二者几乎是同义反复：美国正是在利用美元霸权印美元为自己还钱。看起来确实如此，然而当我们细究其中机制，会发现这实际上过于简化了美国货币与财政当局的交互，以及忽视美国的财政制度内嵌的不稳定性，其中代表就是债务上限问题。

　　进入2023年，随着美国又一次触发债务上限，宏观不确定性又扑面而来。美国会违约吗?这会成为范式转移的又一个例证吗?有趣的是，美国可能是极少数因为自限而频频面临财政危机的发达经济体，这一制度的源流和危机的历史，无不体现出相当的美国特色，也是理解美国政治体系-金融市场互动的绝佳切入点。

　　为什么债务上限是一个美国特色的问题?

　　和大部分国家唯有税收和死亡不可避免的发展路径不一样，美国联邦政府财权并非与生俱来，从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独立战争开始，有关财权的斗争贯穿了整部美国历史延续至今。作为习惯了大政府概念中国人，我们在讨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之前需要有个铺垫性的理解：尽管美国毋庸置疑是发达国家之首，但在政治制度上，它仍然在艰难地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有关美国财权的拉扯主要涉及国会和联邦政府，这主要通过两个互相独立的程序进行：财政预算和债务上限。其中，财政预算每年由总统递交国会预算办公室，国会予以表决并监督支出执行，若国会无法按时通过预算案，则政府可以通过继续决议(Continous Resolution)暂时沿用旧年的预算案运作;而债务上限则不同，它由国会硬性规定政府负债的绝对额度，并且没有缓冲方案，一旦债务上限被触发但没有及时地提额，将导致美国政府无法继续赤字运作，国债到期后无法足额偿付。

　　不难看到，对政府债务的讨论本就可以融合在财政预算的讨论中，这二者并行似乎多此一举。

　　这种奇怪的制度混合其实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到目前为止，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和丹麦存在债务上限，而这更多是美国制度史中常见的历史遗留问题：美国债务上限诞生于1917年，为适应一次世界大战发行战争债券的需要，美国改变了国会对财政部发行债券每发必审的模式，转而采取债务总额控制的形式，这给予了财政部更多的自主权;而财政预算制则创制于战后的1921年这种模式其实更加趋于我们理解的现代形式(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执行这样的制度)，然而债务上限的规则却没有被同时废除，这多半因为它提供了党争的战场。

　　或许可以形象地说，债务上限问题是美国国家能力进化的阑尾炎，炎症的频频爆发是必然的：纵使政府杠杆率维持不变，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债务的总额也会不断提升，并持续触及债务上限，而积极的财政和社会福利政策都可能使得债务上限被更快地触及。

　　在提升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两党迄今仍然保持着斗而不破的记录，但底线博弈仍然非常剧烈。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债务上限危机出现在奥巴马任上的2011年和2013年：2011年的债务上限提升在极其狭窄的时间窗口内达成，引发金融市场大幅震荡;2013年一度有债务上限的暂停法案予以缓冲，但最终是不通过预算就不付(国会)工资法案(No Budget, No Pay)倒逼议员们达成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