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反思港应对全球巨变

　　周八骏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内地已得到控制，却在全球除南极洲外的六大洲迅速发展，对全球金融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3月3日，七大工业国（G7）财长和央行行长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举行的会议结束后数小时，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便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减息0.5厘。联储局原定3月17日至18日开会议息。这是联储局1994年至今第九次紧急调整利率，而每次都是因为经济或金融市场遭遇严重冲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急剧演变。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在防抗疫情上的制度特点和优势。甚至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在2月22日接受CNN电视採访时也含蓄地表示：「我们的命运，将由那些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能力决定。」

　　中国防抗新冠疫情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是当今世界独特的制度优越性。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含蓄的感慨，不仅是对其他国家不具备中国制度优势的担忧，也包含了对美国自身制度能否表现同样的能力提出质疑。

　　在中央关怀和帮助下，香港防抗疫情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疫情呈现全球化意味着小而高度开放的香港必将遭受更大冲击。香港所实行的是崇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稳定时运作无碍，但应对如今的大变局，则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不妨分别与上海和深圳作对比。

　　沪深抗疫见优势

　　上海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英国Lancaster大学1月24日发表对上海疫情的悲观预测称，在没有外力介入情况下，基于R0为3.5到4.5的测算，2月4日上海会有900多例病例，2月18日则可能达到惊人的80万例。即使《柳叶刀》杂誌1月31日发表较乐观的估计，假设上海来自湖北的输入性病例是98例，R0值为2.68，2月18日上海患病人数为8万例。事实否定了上述预测，因为上海投入巨大的资源和人力，进行科学的筛查和迅速的诊断，同时，媒体和社区引导上海市民自我安全保护。上海在抗疫中所展示的，是现代大都市公共治理和应急保障的出色能力。

　　深圳人口比香港多，与武汉市和湖北省的距离同香港差不多，但是香港与内地包括深圳有口岸而且基本关闭了人员出入。尤其，在深圳的外来建设者中，湖北人佔12.62%，约150万人。然而，深圳很快控制了疫情。与此同时，深圳的企业及时生产防抗疫情所急需的物品，支援各地抗疫。1月25日，华大基因生产出10万人份的检测试剂盒成品，立即发往武汉。紧接迅速扩产，日产高达10万份。日本疫情加剧，华大向日本捐赠一批试剂盒。深圳比亚迪是汽车生产企业，2月初，用48小时建成一条口罩生产线，很快日产量增至500万只；还生产免洗手消毒液，日产30万瓶。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生产的防疫物品优先捐赠最急需口罩的特定群体，均不销售。2月中下旬，深圳市普渡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名为「欢乐送」的智慧配送机器人，远驰重灾区医院，担当不用防护装备的「小护士」。深圳不仅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而且有效发挥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和科技优势。

　　如果香港只是受内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过于崇奉自由市场的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的不足也许捱得过去。问题是，疫情呈现全球化，触发全球金融经济新危机，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演变。尤其，美国加快全面遏制中国的部署，最近表现是大幅削减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等5家机构的中国籍僱员。香港不能不反省固有的制度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