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发的香港经济滞后效应正在逐渐浮现，近期已有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将陷入「催化性衰退」。还有人担心，香港会在国家发展中被边缘化。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以及邻近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对中央「送大礼」有依赖心理，而要扮演更加开放的窗口角色，尤其是做好面向内地的开放。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遭遇了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社会风波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疫情来袭。香港目前的失业率已达到6.4%，这是16年来最高的。今年香港GDP预计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目前除了金融业，其他行业尤其航空业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香港想脱困，要改革，更要开放。香港过去的开放，更多是面向西方国家的开放，香港过去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西方化」。但世界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香港未来要更加开放，真正实现「国际化」，就要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同时也要对包括珠三角地区在内的更多祖国城市开放。
对香港而言，开放不是什幺新鲜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任港督麦理浩就已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他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开放金融业，包括先后撤销外汇管制、黄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来停止向外资银行发放牌照的规定，以及取消外币存款利息预扣税等放宽外资银行赴港开业措施，以此吸引美资、英资金融机构前往香港投资。麦理浩还设立工业投资促进委员会，以此吸引外资前来香港投资工业。
较少为人提及的是，麦理浩也重视向内地开放。他在1979年应邀访问北京等地，成为二战后首位官方访问内地的港督，改善了内地和香港的关係，并促进了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然而，如今香港的不少行业对内地的抗拒、封闭心态颇为强势，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以医疗行业为例，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内地医护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却被本地医疗界视为洪水猛兽;内地廉价的检测资源和试剂，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团抗拒，甚至横加诋毁。
其实，香港应向内地开放医疗、教育等更多行业。如果能够引进一定数量的具有国际水平、经费丰富、通晓英语和粤语的内地医护人员，不但有助于香港对抗疫情，也有助于香港市民接受更好、更全、更多选择的医疗服务。
开放教育行业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中小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受学校老师的影响，在部分老师的刻意引导下，他们容易被灌输反政府的政治理念。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开放教育，引入多元办学团体，尤其是鼓励爱国爱港以及内地背景的办学团体在港办学。
香港面向内地的开放可从与深圳的深度互补入手。过去40年，深圳和香港是相互成就的。尤其前30年，深圳受益于香港人才、资金和技术以及产业转移，得以快速崛起;香港又因为製造业转移，让其腾出更多空间和资源大力发展金融业，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深圳和香港以前是「青梅竹马」，现在可以「开花结果」了。未来深圳和香港可以运用各自的优势实现深度互补，一方面，香港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深圳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香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可以到深圳创业，这是一层互补;另一方面，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深圳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也可以选择到香港上市融资，这是另一层互补。通过一去一来形成良性循环，深港可共同打造「离岸科技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向内地开放可以依託的平台。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7000多万人口，而香港本土只有700万人口，当香港产品拿到大湾区售卖，营业额将有呈10倍增长的机会，广阔的市场是最直观的机遇。此外，生活在大湾区的居民收入普遍较高，他们有着广大投资债券市场、购买保险等需求，这都可以给香港金融业带来巨大支持，巩固和推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相信在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离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香港将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打造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不仅可以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龙头城市地位不褪色，也能进一步推动香港未来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作者梁海明、洪为民分别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