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近日，三名男青年因为在故宫违规抽烟并上传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公安部门旋即介入调查并对其进行处罚，三人也表示会悔过自新。但是，每人区区200元的罚款却让人大跌眼镜。三名男子明知故宫禁烟却故意违规并大肆宣扬，如此恶劣的行径却只得到了200元的罚款，在警示教育方面是否会适得其反的确值得深思。
在惩戒违法违规行为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往往存在处罚过低的问题。无论是禁烟、横穿马路、寻衅滋事、乱扔垃圾，还是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在处罚力度和罚款额度方面都以百元计。要知道这还是因为通货膨胀才提高的罚款标准，如果是在十年前，罚款额度都是以十元为单位。
相关部门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主要考虑如何达到一定的干预效果，并且希望人们可以负担得起。但是，考虑到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这种过低的罚款标准，基本上难以产生震慑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让许多人去以身试法。这是因为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罚只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甚至会使心存侥幸的人敢于以身试法。一是这样做不一定会被抓到，二是即便被抓到违法成本也很低。长此以往，人们逐渐漠视法律法规，制度就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不仅对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如此，对企业的威慑作用也往往因为处罚力度不够而形同虚设，甚至使一些企业养成违法罚款比遵纪守法更划算的思维习惯。比如，去年多家高档酒店被爆存在严重卫生问题，但是罚款仅相当于一间客房一晚的住宿费，对酒店而言微乎其微。再如，许多企业公然通过罚款 购买 排汙权，因为这同安装治汙设备相比成本更低。
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惩罚机制，否则就难以树立制度与规则的严肃地位。如果人们将违法违规视为可以一罚了之的儿戏，就会不再尊重法律法规，法治社会也就会渐行渐远。反观其他国家的做法，就会看到鲜明的对比。比如，同样是华人群体为主的社会，新加坡对地铁内吃东西和喝饮料的罚款是500新元(约2500元人民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罚款是5000新元(约25000元人民币)。罚款标识鲜豔夺目，明码标价，给人强烈的震慑力，让人不敢轻易尝试。所以fine city一语双关，新加坡经常被称为 罚款之都 ，也可以说是 善治之都 ，说明善治可能离不开重典，尽管重典未必会导致善治。
再如挪威等北欧国家，公交车、地铁和停车场都是无人售票，完全依赖人们的自觉遵守。但是如果有人胆敢违法逃票，那幺就会受到高达十倍于票价的罚款。更加严重的是，这会因此计入个人信用记录。有些人因为此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错误而丢掉工作，再就业时也会困难重重，因为没有人想和不诚实守法的人打交道。
这不是说重典就能够实现良治，毕竟死刑也未必能够震慑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倾向。但是，在治理小偷小摸这样的小错方面，重典的确有很大的惩戒作用。对于杀人放火这样的滔天罪行，再严重的惩罚可能都无济于事。但是对于违规抽烟和闯红灯这样的行为，重典却有药到病除的疗效。
比如，杭州市等城市在车让人方面表现突出，这同其所采取的罚款扣分密切相关。后来许多城市也都纷纷效仿，车让人政策得以从过去的无从执行转变为现在的令行禁止。但是，随着人们把车让人视为一种习惯并取得社会共识以后，哪怕不再进行罚款扣分，人们也会自觉遵守，因为规则和制度已经内化成为人们共享的价值理念，人人都会参与监督并视违法违规为不齿。
当然，还有罚款以外的其他措施可以使用，但是都是为了提高违法违规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随着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完善，据此推动人们遵纪守法并珍惜个人信用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遍。
显然，罚款额度的高低只是制度设计的一个方面，我们期待类似的反思可以在制度设计的其他方面有所体现，推动一个规则社会的建构。我们期待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在设计制度时充分考虑到设定惩戒机制时的初衷，并对其进行科学研究和论证，基于证据进行政策设计和执行。在这方面可以借鑒循证决策和行为科学的大量研究，设计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有效干预的制度。唯有如此，才能使良法促进善治，使善治助力美好生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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