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问题是精确扶贫的应有之义

作者：刘远举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除了自然禀赋、社会观念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区别。

这几天，一则叫做《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的新闻反映了常熟服装城附近小作坊存在雇用童工现象，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常熟是全国百强县，是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众多的地方，黑心的作坊老板或许会扣押身份证，甚至使用暴力，但那种大山沟里被拐骗的媳妇跑了又被抓回来，完全失去自由，陷入严重的暴力中的情况则很难存在。如果细心的话，不难发现，在引起轰动的视频中，被访者是一边在喝酒、吃烤串，一边谈打工的情况。

所以，此次暴露出来的童工问题，并不能想象为 无知儿童被拐骗到大山深处欲逃无门 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其背后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童工问题，在当下中国舆论中有一些争议。有很多人认为，这些童工被发现，被解救，被送回原籍之后，境况反而更差。之前深圳童工被解救后发出的 回家吃不上肉 的抱怨似乎也在佐证着这一说法。

不过，这种观点看得不够远。童工问题，说白了，就是在幼年开始赚钱和幼年学习成年后赚钱之间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在童年阶段学习知识，培养权利、法律意识，对个体成年后的长远发展有很大好处。教育的正外部性，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远期福利。相反，一旦错过这个学习窗口，成年后很大可能就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导致贫穷群体的固化。当幼年学习导致明显的个体与社会福利增加的时候，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年时学习，这种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演化为 用童工不道德 的社会观念，进而变为公共政策。

所以，童工虽然一时之间似乎受益，但长远来看肯定受损，是个体理性不足与短视。那幺，解决童工问题，从根本上看就是要解决个体的短视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强迫性读书显然不可能，那幺就只有通过各种方式，耐心地劝说，甚至诱导的方式让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家长去选择读书，而非打工。显然，前提在于当地政府把工作做好、做细。

从操作上来看，也是如此，对于深圳、广东、江苏这样的发达地区，除非实行严苛的外来人口管控制度，否则，政府无法精确到个人管控流动人口，也就无法根除童工。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有多少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失学，则是可以精确到个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关键在于贫困地区。不过，这似乎有点困难。此次事件之后不同地区的不同反应就是一个隐约的暗喻。

应该说，此次视频之后，常熟政府的反应是正确而迅速的。当天8点视频发布后，常熟市立即部署排查，12点已锁定涉事作坊，将工头依法控制。当天下午，常熟市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在全市立即拉网式排查，针对此次服装加工作坊违法雇佣童工的情况，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当日21点，常熟市在官方微博 常熟发布 上向社会通报查处以及排查情况。第二天，在排查了全市1797家小作坊、163家门店及企业后，新发现疑似童工8名。常熟市将这8名疑似童工和之前的4名童工妥善安置，待事件处理完毕，薪水被讨回后，将他们送回家乡。

如果中国的新闻事件都能得到如此迅速而高效的反馈，对媒体、社会、政府、老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反观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主角云南，似乎云淡风轻，什幺都没有发生过。据云南《春城晚报》报道，每年都有很多云南人经中介介绍到常熟工作，仅去年就有6000人，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但此次新闻之后，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某种意义上承担更大责任的主角，没有任何回应，似乎和自己毫无关系。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除了自然禀赋、社会观念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区别。毕节的留守儿童、云南的童工、凉山的童工，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一点。失学儿童本身就是政府应该精确掌握的情况，现在，中央提倡精确扶贫，那幺，精确地解决童工问题，显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